尽快制订举报人保护法的必要性

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反腐败若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，定能大获成功。而重奖举报人则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反腐败积极性的一个法宝。

国外对于举报人的奖励制度是比较完善的。如美国法律规定，整个罚款的1/4用于奖励举报人。我国可借鉴国外经验，将腐败分子犯罪追缴额的20%奖励给举报人作为合法收入，并严格保密。这必然会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，他们会想出各种办法，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对贪官围追堵截，使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。为了扩大反腐败成果、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，建议解放思想，大胆重奖举报人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《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》第57条规定：“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，被举报人构成犯罪的，应当给予举报人一定的精神及物质奖励。”第58条规定：“人民检察院根据举报追回赃款的，应当在举报所涉事实追缴赃款的百分之十以内发给奖金。每案奖金数额一般不超过十万元。举报人有重大贡献的，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，可以在十万元以上给予奖励，数额不超过二十万元。有特别重大贡献的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，不受上述数额的限制。”

也就是说，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，对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举报人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，奖金可以超过20万元，不封顶。这说明重奖举报人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规定的精神。

有人认为把犯罪追缴额的20%奖励给举报人太多。是不是太多，需要做比较。我们不妨把它与彩票中奖作一个比较。

奖金比较。2009年10月8日，河南省安阳市一位彩民花176元钱，获得奖金3.599亿元。而以贪贿数额巨大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案为例，陈犯罪数额1.9573亿元，案发后，陈退缴了全部赃款。假设有人举报了此案，按犯罪追缴额的20%奖励，举报人可得3914.6万元，相当于安阳彩民所得的10.88%。与彩票中奖相比，将犯罪追缴额的20%奖励给举报人就不算多了。

风险比较。哪个风险大？显然是举报贪污受贿犯罪风险大。举报人向腐败分子挑战，是冒着风险、顶着压力的。因为他所面对的可能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利益集团，并有着一般犯罪团伙所不具有的权力、资源优势。如果保密工作做得不好，举报人及其亲属就有可能受到各种伤害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而投资彩票，充其量就是损失几十元、几百元、几千元的问题，没有其他风险。

性质比较。举报贪贿腐败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，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，是时代良心的彰显，是爱国主义的行动。而投资者投资彩票是为了个人利益的一种投机行为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行为。

彩票能奖这么多，举报腐败为什么不能重奖呢？重奖举报人不仅是对他们的鼓励和补偿，也可激发广大人民群众与腐败作斗争的积极性。

国家治理腐败，暂且不论在政治上获益无限，单从经济损失的挽回上说，国家得到的好处也是大头。

还以陈同海案为例。陈犯罪追缴额1.9573亿元，按20%奖励，举报人可得3914.6万元（不缴纳个人所得税），国家可挽回经济损失1.5658亿元（占犯罪追缴额的80%）。假如此案揭发不出来，国家经济损失1.9573亿元，一分钱也挽不回来。如果我们真正把反腐败提高到“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”的高度去认识，奖励举报人20%就可以接受了。

我国《宪法》第41条规定：“对于公民的申诉、控告或者检举，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，负责处理。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。”但在实际中落实得并不理想。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、举报人报复致残、致死案件由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1200多件。改革开放30年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中，有9个遭到报复。此外，各类变相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，因其手段“合法”，行为隐蔽，难以界定，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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