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座想要拯救东北经济就必须拿出刮骨疗伤的勇气

想要拯救东北经济就必须拿出刮骨疗伤的勇气

机床是寂寞的行业，与炙手可热的互联、IT和金融相比，机床是躲在行业背后的行业。作为“工业母机”，机床是负责制造机器的机器，小至壳、螺丝钉，大到列车轨道、航天飞机，可以说，一个国家的机床业发展水平，代表了其工业水平。

从天之骄子到傫如丧狗

在机床行业，沈机集团的地位难寻其右。

1988年，正值沈阳机床的辉煌时期。作为诞生于国家“一五”时期的“机床十八罗汉”，沈阳机床可称得上共和国的长子。

“十八罗汉”即中国计划经济时期18家国有机床企业，后来组成沈阳机床集团的沈阳第一机床厂、中捷友谊厂和沈阳第三机床厂，都位列“十八罗汉”之中。沈阳机床曾诞生新中国第一台普通机床、第一台摇臂钻床、第一台数控车床。因此沈阳也被称为“中国机床之乡”。

在没有东搬西建之前，沈阳的重工企业基本都在铁西区的北二路上，这条路因此也被称为重工一条街。90年代，北二路的马路两侧聚集了机床一rim是1家澳大利亚公司厂、机床三厂、锅炉总厂、变压器厂、冶炼厂和重型机器厂等37家大型企业。早晚高峰时，整个北二路，由东到西是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，把整条大路堵得水泻不通。

这时，在沈阳只要提起在北二路上班，就等于抱上了“金饭碗”，小到手套、肥皂、工作服，大到房子，应有尽有。

因为长期依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“统购统销”，再加上技术装备和产品研发的落后，导致沈阳机床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低谷。沈阳三大机床厂的固定资产净值仅为原值的39%，远低于全国工业平均62.6%的水平，20年以上役龄的设备占50%以上。

1994年，进口机器设备关税壁垒拆除，机床产品的进口关税提前降至9.7%，数控系统的关税降至5%，涌入的进口机床使中国机床企业的生产环境急剧恶化。当时，在南方一对小夫妻买些零件就可以拼凑出一台机床，成本优势根本不是沈机可以比的。

转眼风向一变，北二路两侧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“骄子宠儿”，开始减产、亏损、下岗、转产和被兼并。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“你们家下岗了吗”，10亿中国人9亿想下海。

为了脱贫脱困，沈阳机床管理层开始指导全集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业务可谓五花八门，卖过冬虫夏草、纯净水，拍过电视剧，搞过房地产。甚至还有领导搞“全民销售”，由工人自己找亲戚朋友卖机床，然后自己给自己发工资。

从1993年到2002年，沈机集团经历了最困难的十年，这十年也被企业内部人士称为“黑暗十年”。十年时间，沈机集团在岗职工数从27000多人缩减到11000多人，没有进过一个大学毕业生和新员工。

从“世界第一”到分崩离析

2003年，我国开始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，其中成立的“振兴东北”小组，几乎囊括了所有国务院下属部委和职能机构。东北三省地区终于在政策杠杆下，迎来了“黄金十年”，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，年均增速达12.7%。

作为工业母机，机床业同样得到高速发展。2011年，沈机集团销售收入180亿元，登上世界巅峰，排在其后的分别是业界著名的日本企业马扎克和德国企业通快，此后连续3年世界机床行业销售收入第一名。老外看完都懵了，问当时的沈机集团董事长关锡友，机床是怎么卖的。关锡友一脸无奈，“没卖啊，大伙抢啊。”

另一个直接的变化是工人的薪酬体系，沈机集团工人从固定工资变成计件工资，多劳多得。这意味着工人活儿干得越多越好，奖金越高。老国企一下子被激活了，工人们甚至自动取消轮班倒，所有人没日没夜地待在车间干活。有段时间，厂里甚至发不起奖金，不得不拉闸限电防止工人加班，但“锁大门都没用，他们跳窗户进来，还让送饭的老婆帮手”。在沈阳这个二线城市，沈机集团的普通工人工资最高每月可以过万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一味扩大规模让这家以精密技术著称的企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旗下一厂的机床产品形成了五大系列，却有300多个细分品种，这300多细分品种的功能差别不大。事实上，在生产环节，每增加一种产品，就意味着多出一条生产线，而实际上300多种产品，工人们真正每月卖入市场的只有四五十种。

老国企的通病积压成疾，企业内部管理和运营混乱，再加上历史遗留问题，一时被政策刺激所掩盖的沈阳机床，在仅仅四年之后，这个“世界第一”出现戏剧性反转。

由于资产负债率逐年攀升，沈阳机床一度高达96%，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亏损，沈阳机床股票被戴上“*ST”，已经被敲响退市警钟。天涯论坛上甚至爆出消息，“沈机集团多个车间关停，工人只拿保险和最低生活补助已经持续了有好几年”。

持续萎缩的业绩也加速了高端人才的流失。“刚开始给远大培养人，后期给新松，现在给宝马。在远大对面就贴着广告，明白地写着沈机集团出来的不用考试，直接就来上班。”

核心技术上依赖于别人，企业做得再大也如同一个跛脚的巨人，无法阔步前行。

一个并不光彩的业内桥段是，沈机集团曾被外国同行叫做“东方傻大个”，原因在于沈机集团数控机床上的数控系统只能依靠进口，数控系统的成本平均占据了机床总成本的40%。

为了打破困局，2007年沈阳市政府牵头，让沈机集团和欧洲、日本的企业合作搞i5数控系统的研发，每年给沈机集团1亿元。但5年下来，砸了五六亿后，i5换来被友吐槽“根本不智能”、“一顿破铜烂铁”的结局。

作为沈机集团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不管沈阳机床怎么形容i5如何外带工业4.0技术，如何具有云概念，两轴做不好偏去搞五轴机床，行业基本面的反转哪会这么神速，难怪有业内人称“i5或许只是个美好的骗局”。

更晴空霹雳的，是沈阳机床的灵魂人物关锡友携近10位高管相继辞职，让背后的故事更加扑朔迷离。

国家又给了1.6万亿，能否救活东北

沈阳机床是典型的东北经济附庸体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东北的经济陷入了疲软，连《华尔街》等外媒都为远在千里之外的黑土地操碎了心。

2016年，国家发改委印发《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(年)》，分年度明确了137项重点工作和127个重大项目，预计总投资规模在1.6万亿元左右，主要涉及交通、能源、水利、工业、农业、城乡建设等多个领域。

曾经的“共和国长子”的衰落，并不是一朝一夕，而是诸多原因长期作用的结果。

人民曾登出一篇文章《开局首季问大势——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》，直接提到“东北和一些资源型省份的经济依然比较困难”。同样，2015年李克强去东北视察时，也直接说到东北的经济数据让其“揪心”。而经济学者用词更是凶狠——断崖式下跌、全面衰退、塌陷。

计划经济毒瘤，拒投资于山海关外

当下中国，如果要找到一个体制桎梏最深厚的样本，东北毫无疑问是最好的选择。

从上世纪30年代起，东北就建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，城市化在全国遥遥领先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东北由于工业基础较好，又毗邻苏联，在国家“一五计划”下，一度占有中国 90%以上的重工业，被誉为新中国的“工业摇篮”。

到了“二五期间”，中央给东北的定位是“注意发展农业，补足工业中缺陷部门，壮大自己的力量，以便有力地支援全国各地”。

这个指导方针和明确：支援全国其他区域是第一位，适度发展补足自己弱势部门是第二位。然而在随后到来的“大跃进运动”中，东北地区各级政府领导人也想跟风大干一场。他们认为东北还有很大潜力，不是适度发展，而是要来一个大发展。

结果这几十年来，东北经济的体制性弊端和结构性弊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，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，掌控了大部分社会资源，却低效地运转着。

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思维最先在这里生根，沿着京哈线一路向北，你能感受到：计划经济的胎记和氛围，仍然非常浓厚。

举一个例子，20世纪末国企改革，当时中国3000万工人下岗，其中四分之一来自东北，可见国企在东北数量之多。

旧制度犹如老式的大楼，改造起来，比平地起高楼还要艰难。“投资不过山海关”已经成为东北发展困境的真实写照，“大政府、小市场”等落后体制，层层束缚着投资者的发展。

振兴东北，不是依赖政府投资

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，一台普通的生产设备可能就要上百万元，其本身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。

由于政策原因，东北地区从“一五计划”开始，就一直获得大量的政府投资。20世纪末的国企改革，导致大量工人下岗，政府投资办厂按理来说是可以增加当地就业岗位，但实际情况却并没有得到改善。

2003年之后，又提出了“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”，通过大量的投资来拉动东北的经济。但面对大量投资，东三省的投资拉动率却非常之低。

即便再大的政府投资，对于企业来说，从政府那里拿到资金的成本很低，但是多雇佣一个工人之后的成本却越来越高，因此相对来说，东北的就业岗位并没有因为投资增多。

再加上经营能力的每况愈下，企业甚至把政府补贴当做固定“营收”，像吸血虫一样趴在身上，千方百计，多多益善。

比如沈阳机床，作为上市公司，每年都有政府补贴。2015年，沈阳机床获得了政府5267多万元的政府补贴资金，但相较于当年6.79亿元的亏损，这些补贴显得杯水车薪。

长此以往，政府也不好过。近几年东北超过七成重点行业税收负增长，黑龙江16个重点行业中，只有4个行业税收正增长。一个不愿吐露具体身份的财政局长说：“2015年有30多亿元的支出缺口，以前除了中央资金之外，都是省里拿钱，现在省市要三七分，我们地市本级要拿出25亿元支出，而全市可用财力总共不到30使其看起来像美丽的硬木并且对环境没有丝毫影响亿元，我们所有人得不吃不喝才够。”

2016年东北三省的GDP增速排名位列倒数后5位，其中黑龙江和吉林增速分别为5.1%和6.2%，辽宁经济增速则继续下探，为全国唯一经济增速负增长地区，只有-1.3%。

官僚主义盛行，公平建立在钱权之上

在东北，民营经济想发展起来，难于登天。在东北某省会城市，44个委办局居然有43个有行政处罚权，抓权的目的是什么？还是为了最后抓钱？

“关门打狗”在东北许多招商引资中是常见现象，政府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投资，等企业资金到位已经开始工程建设后，原来许诺的承诺最后就像一纸空言，让企业家苦不堪言，不得不伤心离去。

在东北，能做的比不上能说的，有能力的比不上会搞关系的，凭本事的比不上会送礼的，有资质的比不上有背景的。

2005年以后，东北突然盛行起一个奇怪的政策，政府官员可以直接到国企任职，拿国企的高薪。一时之间，一些晋升高级领导无望的官员，纷纷托人花钱以“调任”或者“挂职锻练”的名义转入到国有企业。

这种调任，是一种公权部门赤裸裸对优质资源的掠夺，不仅违背了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，还压制了原来企业员工的上升渠道。

还有一些国有企业老总，养起了足球队、篮球队和乒乓球队，参加各类甲乙级缺口投影仪等等联赛，这些运动员被安排到各委办局或国有企业部门，平时不用上班，只需在训练时卖卖力。

这样的后果造就企业冗员和经营急剧亏损，据悉吉林某企业，全国同类城市这类公司只有40个人，这家企业的员工多达300人，光综合行政人员就干了一百多人，这样的企业在东北比比皆是。

一位哈尔滨的北漂苦述：“北京有雾霾、有堵车、有歧视外地，还有生活成本和压力，但有一条北京不具备的，那就是在北京工作要比东北公平，基本原则是看人的能力而非背景和关系。”

人口陷阱，人才外流和老年化严重

改革开放以前，东北地区是资源洼地，具有较高的吸引力，大量人才流入东北地区。

然而东北经济的日渐衰退，工作岗位的缺失，让东三省逐渐由原来的人口大省，成了中国人口流失的重灾区，反而成为人口陷阱，让后来淘金者不敢再进东北半步。据全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比较，东北近十年间净流出人口180万，这些人中，一部分是去外地上学的大学生不再回来，一部分是举家外迁，换句话说流逝的都是精英。

其中大量东北移民去了海南。因两地医保对接，哈尔滨医保部门曾有统计：在三亚生活的黑龙江籍流动人口有30万之多，仅哈尔滨人就达13万，而三亚本地常住人口也就68万。

另外由于东三省政策性积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，人口出生率低，老龄化严重，根据2013年数据，仅仅辽宁一省老龄化水平就高于全国1.43个百分点。东北成为全国老龄化社会最严重的地区。

从另一个方面解读，东北人才的流失，还和“托关系”的社会风气有关。

北上广深的崛起是商业的胜利，大家都是凭本事吃饭，但到了东北，到处都是潜规则，上学要托关系，办婚宴要托关系，晋升要托关系，住院要托关系，几乎生老病死都要托关系。

托关系是商业社会公平发展的大忌，但是恰恰在东北就是盛行这一套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“劣币驱逐良币”，东北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人才“逆淘汰”的现象。

众生相：东北人的社会人精神

由于地域黑，上经常有“东北人都是黑社会”这样的言论，然而搞笑的是，东北虽然没有那么多真正的黑社会，却存在着一种“社会人”的文化。

假装自己是“道上”人物，这种文化深入东北社会的肌理。在东北，经常能看见一群“社会人”打扮的人，其标准形象要么是膀大腰圆，要么是瘦成鱼刺，寸头发型，胳膊上有纹身，手里拿着一个小包，走路弯着腰，说话痞里痞气，大金链子、佛珠和玉坠成为证明身份的标配。

但仔细打听，这群人根本不是黑社会，他们也许是倒腾蔬菜的，也许是开牙诊所的，也许是五金店老板，或者苍蝇馆子的厨子……用他们的话来说，“不是社会人，净唠社会嗑”。